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图书馆坦然享受着千年文明的硕果时，有谁想过，八年抗战，政府西迁，多少国宝珍奇曾何去何从？“1937年抗战军兴，西湖博物馆辗转流徙，从杭州迁到永康方岩、丽水三岩寺、松阳南洲村，最后到了浙南的龙泉。在那段苦难的岁月里，我馆的工作人员历尽艰辛，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把许多珍贵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抢运到后方保护起来。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工作，征集文物，制作标本，进行科学研究。”
　　这是著名学者、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毛昭晰教授对那段“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历史的追忆，也是爱国知识分子在血雨腥风的年代，舍身完成的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化苦旅”。

    省博物馆的档案露端倪
　　着手采访这个选题，让记者颇感意外的是，这段历史，鲜有记载，也鲜为人知。记者联系了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档案馆，都被告知至今还没有这段历史的相关记载。
　　有一点，很多人确信，在杭州沦陷的几年中，不少文物确实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珍藏起来。只是，何时、何地、何人、何法等这些关键要素的线索，却屡屡断线。
　　接着，记者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前身为省立西湖博物馆），随该馆历史处的王屹峰，进入浙江博物馆的档案室和资料室，在有关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查询了整整一个上午档案。在翻阅了从1937年到1945年的史料之后，我们有了一点发现。
　　1938年的一份档案有如下记载：
　　“部令将古物文献保管方法及敌人摧毁或盗窃详情，调查具报其因；……查本馆古物文献曾于去年八九月间，择其重要者，分别监点入箱，计装12箱，分两次运往杭州乡下储藏；其内容计历史文化部物品，属于古物文献之骨片，碑拓，书画，铜、铁器，陶瓷器，明器，服饰，美术雕刻，经像等共871件，植物腊叶系统标本一部；并派工役楼应馨一人常作管理。又于11月间，择其次要者，再装十余箱，运出余杭乡下之另一处储藏；其内容则为书籍仪器及自然科学部重要模型与标本，曾将历次运出情形呈报。”而“其余大部分未返运出之物品，仍留杭州本馆”。
　　不过这些运出物品，“是否被敌人摧毁或盗窃详情，因陷入战区”，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这是当时的省立西湖博物馆上报给主管部门的一份情况说明。但只有在杭州及其周边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对转移的详情有更深入的说明。在其他的档案中，我们还发现了《抗战损失财产报告》、《劫后灵光》和《关于本馆沦陷期间概况回忆材料》等，但大都是一些当时转移后整理文物的清单册子，惟独没有艰难转移这一块的内容。
　　不过，在辗转几处后，在各方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毛昭晰教授，并想办法找到了他写的两篇回忆文章。
　　毛教授讲述的少年时代的记忆，如今已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被多次提及的两位爱国学者董聿茂先生和陈训慈先生，牵出了两段极不寻常的战时文物转移之路。
       
　　董聿茂先生与博物馆文物
　　董聿茂教授是毛昭晰父亲毛路真在老浙大教书时的同事，也是他父亲的挚友，两人情同手足。毛昭晰和弟弟妹妹自幼称董聿茂教授为“董伯伯”。在《董聿茂教授与西湖博物馆》一文中，为了叙述的方便，毛昭晰还是按照多年的习惯，称董聿茂教授为“董伯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昭晰举家避难到宁波、奉化，后来又到了浙南的龙泉，后又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当时，董聿茂是西湖博物馆的馆长。1942年9月，为了不让当年13岁的毛昭晰辍学（就读的中学在龙泉开课），毛昭晰的父亲叫他一个人从福建走到龙泉找董伯伯。当时董聿茂是为了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才没有离开龙泉的。在董伯伯的热情接待和照拂下，毛昭晰在他家住了一个学期。正是这段不寻常的近距离生活，让年幼的毛昭晰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些珍贵文物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被众人用心血呵护下来的波澜曲折。“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县城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那是董伯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他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在毛昭晰的印象中，董聿茂平时沉默寡言，但只要谈起博物馆，劲头就来了。“那段时间，由于和董伯伯接触较多，所以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西湖博物馆的历史。”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江南局势日益紧张，杭州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董伯伯绝不愿让博物馆珍贵的文物、标本、资料等等落入敌人的手中，就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国家财产抢运到安全的地方。最初，他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因为西湖博物馆和浙江图书馆都隶属于省教育厅，抢运两个馆的财产，教育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料这个国民党的厅长对这两位著名的学者竟然拒而不见。”
　　在国民政府撒手不管的情况下，两名学者只得另谋出路。“当时，董聿茂告贷无门，最后把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工资拿出来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他和钟国仪、钱惠馨先生夫妇以及顾剑谊、毛树森等馆员历尽千辛万苦，把西湖博物馆的财产运到永康方岩，然后又从方岩转运到丽水三岩寺和松阳南洲村。这时，国民党教育厅不但分文不给，而且（在1941年）还下了一道命令，强迫西湖博物馆立即停办，工作人员一个不留，文物、标本、图书、资料、仪器全部移交给当时的松阳县民众教育馆。事实上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根本没有接受和管理这笔科学文化财富的条件。再说日寇步步紧逼，松阳也很快有失守的可能，如果把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交给松阳民众教育馆，就等于把这笔财产拱手送给敌人，而这正是日本鬼子求之不得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董伯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他竟然敢违抗国民党的命令，不但没有办移交，反而和钟国仪等先生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自己的钱，继续把博物馆的财产抢运到龙泉。在龙泉租用房子所用的钱也是董伯伯自己支付的。由于董伯伯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许多珍贵的文物和标本才得以保留到今天。”
　　毛昭晰教授这样来评价他所知的那段历史：“那段艰难的历程，是西湖博物馆馆史上最感人最光辉的一页。董伯伯和钟国仪等先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我们这些后辈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的状况，也许我们会唏嘘不已，动容怀念。但对于当时深陷历史特殊环境中的人，早已无暇顾及这些，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珍贵的文物，并且用坚韧的态度应对艰难的生活，每天，都是一道槛。“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生活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生计，董伯伯只好带着自己的孩子振光和振一在山上开垦荒地、种植蔬菜以补贴家用。他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两位先生介绍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让他们自谋生路，留在他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的只有康美业先生一个人。我不知道康美业先生的生活费用是怎么解决的，只记得他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坚持，总有拨开云雾的一天。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国民党教育厅得悉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保存完好，于是又下令恢复办馆，馆长是浙大龙泉分校生物系的金维坚先生。这时西湖博物馆搬到了龙泉城北小山上的清修寺，我在课余之暇常去那里跟康先生学习制作标本。”
    
　　陈训慈先生与四库全书
　　如果要谈四库全书的保存，那么在毛昭晰教授的《怀念敬爱的陈训慈先生》中，我们能觅踪迹。
　　陈训慈先生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任编辑、教师等，1932年1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他“是一名爱国的学者。”
　　毛昭晰教授最初知道陈训慈先生的名字，是在念小学的时候。那时正值抗战军兴，浙大西迁。陈训慈和毛昭晰的父亲同被浙大校长竺可桢派往分校任教，毛昭晰称呼他“陈伯伯”。
　　“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图书亟待抢运，当时教育厅当局对此事抱极不负责之态度，陈先生曾多次向我讲述他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去找某厅长要求拨款抢运图书文物时遭到的冷遇，每次说到这件事，他都非常气愤。”
　　“在国民政府不管而时局又很混乱的情况下，陈训慈先生到处奔走，筹集了一些款子把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的图书抢运到了大后方。”
　　“陈先生到处奔走，自己设法筹款，和图书馆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至富阳，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将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线装书和外文图书抢救出来。陈先生自己是最后撤离图书馆的，他撤离之后三天，杭州便沦陷了。除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书籍之外，陈先生还负责把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也抢运出来。他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几经周折，将这许多珍贵的图书运到浙南龙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石达石。文澜阁四库全书后来转移到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又安全地运回杭州，都是陈先生历尽艰辛，努力保护的结果。”
　　1994年，毛昭晰教授在日本京都读到日本学者松本刚的《略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才知道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好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毛昭晰教授说，“他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他们的好梦落空了（此时书已经被安全转移到龙泉了）。”
　　遵循当时教育部的要求，文澜阁《四库全书》又于1938年3月27日从浙江龙泉出发西迁，途经福建浦城，又折回浙江江山，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至4月底运抵，先存西郊张家祠堂，后藏北郊地母洞。
　　那年，陈训慈向图书界前辈张宗祥求字。张宗祥写了一首诗，概括了这一趟真正的“文化苦旅”：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漂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抗战胜利后，西湖博物馆迁回杭州孤山旧址，解放后改称浙江省博物馆。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随之返浙。陈训慈和竺可桢的日记均记载：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7月5日抵杭州。